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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堅:中國如何走向“金融大國”?

2011-05-15 08:33:17

孫立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這些年來,中國在改變自己金融脆弱性的問題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無論是資本市場市值、銀行資產規模、金融體系建設寬度,還是從擁有世界最多儲蓄的社會大眾對金融產品的需求強度上,我們都已經站到了世界屈指可數的金融大國“第一陣營”。

“制造大國”仍是“金融小國”

    盡管如此,中國目前還是沒有改變“制造大國”和“金融小國”的身份。因為金融大國拼的是資源配置功能強弱的軟實力,而不是外表形式上的硬實力;金融大國拼的是差異化的創新能力和與之配套的完善制度與有效監管能力,而不是標準化的金融業務所帶來的低附加價值價格競爭;金融大國拼的是波動中抓住瞬間即逝的投資機會和控制風險能力,而不是靠價格管理來賺穩定的息差收入和中介手續費。

    顯然,目前利率和匯率市場化還沒到位,這確實影響了我們“價格發現”功能的發揮;而資本賬戶下自由兌換的管制也影響了我們“流動性保障”和“風險分散”的功能實施,我們的價值創造能力依然十分有限。甚至在如此龐大的國民儲蓄面前,我們還不得不繼續引進外資,來彌補金融體系無法把“資金”有效地變為能夠帶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資本”的缺陷。因此,如何盡快強化我們的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能力,就將決定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命運和未來健康發展的模式。

須解決以“錢”養“錢”問題

    其實,不管怎樣,靠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豐碩成果,我國的金融體系還是具備了一些促進未來金融發展的比較優勢:首先,“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階段性成果已經實現,一批數量雖少、資金實力卻十分雄厚的中高收入人群開始涌現,市場對高水平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如果此時的金融創新步伐能夠很好地吸收這批流動性,并能迅速配置到最有潛力發展和收益增長的投資項目上,我們就不會為資金過于集中在樓市或股市而煩惱,更不會付出昂貴的行政管理代價來控制價格上漲問題。

    其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尤其是在最近全球流動性泛濫所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脹面前,已經出現一些具有一定規模的民營資本,因為無法轉嫁成本而退出了自己擅長的實業,進而把產業資本帶進了灰色的金融系統:有些民營企業家做起了靠價差盈利的金融業務;集資、高息放貸或炒作地產和大宗商品的現象屢見不鮮。雖然靠價差賺錢的投機模式屢屢得手,但是這樣的資本運作,絲毫不能改變中國金融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也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

    為此,能否引導這批資金從現在純粹以“錢”養“錢”的方式,轉變成支撐中國大學生、海歸學子回國創業的基金,這對抗衡成本推動型通脹和資產泡沫問題顯得十分關鍵。比如,中國政府應該要像歐美國家那樣,在建立遺產稅、資產交易稅的同時,也應該給企業的生產投資活動實施減稅和非營利性風險投資項目的免稅優惠,引導企業家將自己的經驗和資本傳承給年輕有為的下一代,而不是將積累的資金和自己的孩子都一起無奈地帶到國外去。總之,重視民營資本的生存環境、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的效率,將是我們為“做強金融”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保住“制造”再謀“金融”

    一般情況下,選擇風險最小的走向金融大國的路徑是:先理順國內價格市場化的形成機制,尤其是要強化教育質量和科研水平的內功建設;在完善的制度和監管措施的支撐下,讓謀求高收益的金融資本能有很好的、值得資助的“標的”項目;然后再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提高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和差異化的市場服務水平;在此基礎上,繼而推進金融市場內外開放,增強市場的流動性、競爭力和活力;最后把人民幣推向國際舞臺。否則,好高騖遠,急于求成,反而會斷送改革開放30多年給我們創造的豐碩成果。

    我們要清楚的是,由于到目前國內資本市場還未完全同世界接軌,我們沒有體驗過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災難,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國既可以成為制造業大國,又能成為金融大國,而這種美好的想法往往會讓我們迷失發展的方向。前車之鑒便是東亞幾個率先發展起來、卻在幾次金融危機中屢屢受創的國家,比如日本、韓國等。因為這些國家既想通過穩定的匯率制度來保住自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又想通過資本市場開放來實現金融大國的目標,結果讓投機資本乘虛而入謀求暴利,而這些制造業國家卻都陷入了災難性的金融危機之中。他們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在一個制造業的土壤上,如果我們過度發展高風險的金融業務,其結局必然是讓擅長駕馭風險的投機資金,以一種智慧的“公平方式”拿走我們辛辛苦苦創造的寶貴財富。

    從某種意義上講,盡管今天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仍處于低端水平,人人都在做金融大國之夢。但是,中國還是不應該貿然拋棄自己擅長的制造業,不顧目前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對金融沖擊的承受能力,貿然地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因為我們最終會意識到,“破舊”的同時如果無法迅速“立新”,在殘酷的全球化競爭環境中,就將失去自己原先能夠依托的生存環境。事實上,在全球國際分工所形成的產業鏈上,我們每個國家和企業都可以尋找到最適合自己發展的生存方式。只要把工作做到沒有人可以代替你,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強的。而當我們要去比較到底哪個東西更好,即是發展制造業好還是學美國做金融大國帶來的經濟效益更好時,我們就很容易去丟掉能做好的東西,卻得不到別人擅長的東西。

    總之,盯住自己最擅長的東西,保持自己制造業的強勢地位,并不斷完善這一環節,等到條件成熟后,我們再循序漸進,爭取做出一些邊際上的新突破,這才是中國今后最重要的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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