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沿邊金改切勿照搬統一模式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江然 發自成都    

每經記者 江然 發自成都

“全國很多沿邊省份都把云南和廣西看作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就像把云南瑞麗和廣西東興作為沿邊開發開放試驗區一樣，希望從中探索出沿邊金融發展的新思路，進而復制、推廣。”3月28日，在云南省德宏州舉行的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啟動會上，德宏州州長龔敬政如是說。彼時，距離去年11個部委聯合印發了《云南省 廣西壯族自治區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剛剛過去4個月，加入金改試點隊列的云南已經取得了部分實效。

然而，如何在金改中最大程度地突出云南自身優勢，走出一條特色道路，仍然需要探索。“金改的宗旨在于為實體經濟服務，云南金改一定要依靠自己的特色，依靠長期從事邊境貿易的民營企業，而不是照搬統一模式。”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云南金改優勢明顯/

2012年以來，國家先后批復了浙江麗水、浙江溫州、福建泉州等金融綜合改革試點區域，如今云南的加入讓金改試驗區呈現出多地開花的局面。

1月15日，云南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標志著云南沿邊金改“破冰”。云南省金融辦主任劉光溪稱，《實施意見》的出臺歷經一年時間，期間數易其稿，足見政府的重視。

實際上，全國沿邊省份很多，國家之所以讓云南、廣西先行試點，正是因為其在沿邊金改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云南，占有獨特的地理和人文優勢。”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曾表示。

陳元認為，從全國來看，雖然沿邊省份經濟不是最發達的，但金融是一個流動的行業，能夠使沿邊省份快速發展，形成金融優勢。

“現在國家在金改方面是多地開花”，孫立堅表示，沿邊金改對云南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機遇，“如果只讓沿海地區開展，中西部沒有自己的產業，就會導致人才東流，出現貧富差距加大、就業難等社會問題，因此云南也應該借此機遇，大力培育新型的邊境貿易商業區”。

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云南，擁有極大的沿邊優勢，“走出去”潛力巨大，特別是其沿邊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開放發展迅速，奠定了金改的基礎。

據統計，云南省人民幣跨境結算自2010年7月正式啟動試點以來，累計結算金額超過1000億元，其中直接投資和跨境融資結算占30%，位居全國沿邊省區前列，結算業務涉及59個國家和地區；云南6家商業銀行與越南、老撾、泰國等9個國家的商業銀行簽署了代理清算協議，奠定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基礎。

建議云南學習德國模式/

劉光溪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接近半年的時間內，無論是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實施 “金融入出滇”工程，還是鼓勵企業上市、開展民營金融服務機構試點，云南都取得了一些實效。但如何在金改中結合各地區的實際情況，最大地發揮本地優勢，仍需要探索。

“從各地的金改方案可以看出，我國金改的宗旨在于為實體經濟服務”，孫立堅表示，“比如溫州金改，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這是溫州特色；浙江麗水金改主要是針對農業金融，解決農村靠什么抵押、能不能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問題”。

中國保監會發展改革部副主任何肖峰在一次工作會議上指出，近年來各類試驗區、規劃區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同時也出現了試驗區試驗效應弱化、同化等問題，希望云南、廣西金融改革試驗區真正做實，走出新路。

在孫立堅看來，云南的特色在于邊境貿易，不能照搬統一模式，大興土木，而是應根據自身特色，理清優勢產業和發展方向。“云南應該充分借助銀行等金融機構把貿易做實，幫助國家解決口岸假貿易等問題。”

孫立堅建議，云南在金融改革過程中借鑒德國模式，“德國的金融工具長期全程參與企業的貿易項目，能夠為監管部門提供真實信息，做到業務清晰、貿易真實后，更有利于向國家申請政策傾斜”。

“地攤銀行”或源于外匯管制/

瑞麗中緬邊境“地攤銀行”盛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在不影響邊境貿易的前提下，徹底根除地下金融“頑疾”，規范當地金融市場，保障國家的金融體系安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帶著這些問題采訪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

NBD：為什么會出現“地攤銀行”這類地下金融、灰色金融？

孫立堅：原因來自于幾個方面：一是我們的邊境貿易，因為是面對面地在進行貨幣交換，所以監管起來很難，存在監管漏洞，給“地攤銀行”可趁之機；二是由于國家的外匯管制，“地攤銀行”把錢搬來搬去，無非就是要賺一個匯差的錢。從理論上講，只要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走向市場化，那么想靠匯差來賺錢是很困難的。國家的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出現了一個單邊升值的趨勢，出現了價差，正好給這種邊境灰色領域的交易創造了條件。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這就是市場化的產物。

但從另一方面講，我國的現實情況決定我們無法放開匯率。目前我國的內需還不能支撐企業的產能，所以出口還是經濟增長的一駕重要馬車。中國現在的出口主要還是靠制造業，而不是靠一些技術含量高，避開匯率波動也能夠賺錢的東西，如果把匯率完全交給市場，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出口能力。

這也解釋了我國匯率的改革為何如此緩慢，得一步一步看市場的消化能力。可是這樣恰恰又給這種在邊境炒外匯的灰色渠道帶來了可趁之機。所以國家現在認識到，無論如何要采取措施，一種就是陽光化，把地下做的事情放到地上來，至少可以知道這個量有多少，國家的貨幣政策就可以隨之調整，從而就能夠有的放矢。

NBD：現在一行三會的垂直管理讓地方政府的金融參與度很低，瑞麗金融辦感到創新很難，你認為有什么辦法？

孫立堅：別說瑞麗了，上海自貿區現在也存在難題，主要還是一行三會沒有具體的細則，當地做不了，金融都是國家垂直管理。

NBD：現在的呼聲是能不能建立一種權責利平衡、相互制約的兩套系統，一個是一行三會的這種垂直管理的，另一套是以地方政府為主導，構建民營經濟的一套金融體系，二者是平行的，然后相互制約。您怎么看這個？

孫立堅：我非常同意，實際上國家也注意到了。現在國家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發出了5張民營銀行牌照，同時也開始嘗試最先進的風險管理模式，就是美國現在采用的“生前遺囑”模式，讓銀行的權利和責任達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