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會于學軍：中國金融監管應著眼于宏觀思維

每經記者  張威 發自北京

11月22日，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在新浪財經主辦的“2014新浪金麒麟論壇”上表示，2008年不審慎的發放了大量的貸款，造成今天監管困難的局面，同時中國金融監管應該著眼于宏觀思維。

于學軍表示，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走了30大幾年的歷史，從1978年開始到現在，已經超過三十五六年了，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經歷了兩次外圍大的金融危機的沖擊，其實在這個期間全世界發生的金融危機不止這兩次，但是對中國明顯形成影響的就是這兩次，一次就是1997年從泰國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也叫東南亞金融危機，一次就是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當然這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是在歐洲和美國。

他認為，這兩個時期、這兩個階段，在亞洲和全球金融出問題的時候，中國金融的狀況，包括我們銀行、證券、保險，實際整個機構資產質量的情況、市場的情況都還是很好的。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整個金融的狀態不錯。

但是，為什么到現在反而面臨著嚴峻的形勢。

于學軍表示，實際上在兩次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恰恰進行過兩次不良資產的剝離，一次是在1994、1995年，我們當時治理整頓實行三年經濟軟著陸過程當中，當時對四家國有銀行剝離了14000億，大約是14000億的不良資產，我們銀行的狀態在這個金融危機發生前正好是比較好的狀態，2008年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在2004年、2005年以后，又對工農中建交四家大的銀行進行了不良資產的剝離，也是處理掉了14000多億，其實這兩次加起來處理了大概30000萬億的不良資產，通過剝離不良資產，銀行的重組、改制，我們這兩個階段恰恰正好是銀行處在一個比較強壯的狀態下。所以當時的危機對中國的金融的本身沖擊不大，另外我們當時狀態比較好，抵御風險的能力也比較強。

“不是說中國的金融始終就是好的，只是說那個時候國家花的很大的代價，把這些不良進行了處理。” 于學軍表示，起因實際上也是和金融危機有關系的，就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中國政府緊急啟動了當時所謂4萬億的固定資產投資，巨額的投資刺激計劃。

于學軍有一個說法，叫4+10萬億巨額財政信貸投資的刺激性計劃，“這個說法是我經常講的一個概念，主要說我們當時4萬億的固定資產投資，加上銀行一年的放貸增加了10萬億，就是10萬億以上，實際上證券公司他們做過一些測算，加上表外其他沒有統計進來的，實際上這一年大的口徑應該是超過13萬億。但是在這之前我們一年的信貸投放，全年沒有超過5萬億，所以一下子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實際上當時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貨幣信貸膨脹這樣的問題。這個導致我們今天經濟當中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我們的產能嚴重過剩，整體負債率大幅度攀升，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影子銀行、社會集資盛行，甚至在某些方面看起來亂象叢生，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這些問題都是跟當時我們實行巨額的刺激性政策相關的。”大量的貸款在當時的情況下很不審慎的投放出去，今天就變成了大量的不良資產，或者潛在的不良資產，這個風險就由此而產生。”

于學軍表示，現在銀行普遍不良反彈的壓力非常大，不管哪一個行、哪一個地區，實際上現在銀行反映的不良遠遠沒有完全暴露，個別銀行還只是冰山一角

他舉例比喻：將這個過程簡單打一個比喻，中國金融現在的問題就是當時在這樣一個巨額的貨幣信貸投放，好像歐美他們發生了金融危機他們得了病，中國緊急的為了抵御這個風險就打針吃藥，但是打了過多的激素。當時治療有好處，如果當時的打針吃藥對癥下藥不對或者說劑量過多，一定會留下嚴重的后遺癥，中國目前出現的問題均是由此產生。

于學軍還表示，有一個“三期”疊加的說法，其實“三期”疊加這個說法，最早都是由相關的部門總結出來來的，就是說中國現在經濟當前面臨的形勢、困難主要就是經濟增長的換擋期和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加上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三期”疊加起來產生的效應。“三期”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前期政策消化期形成的，是一個基礎起決定性作用的，如果沒有當時這樣的刺激政策，很難說我們現在中國經濟增長到中高速的增長，很難說我們的結構調整已經提20年不止了，為什么現在問題突出來了，實際上跟當時這樣刺激性政策直接相關的，那么中國金融監管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嚴峻的挑戰。

同時，于學軍指出在這樣一個形勢面前，對金融監管部門確實是面臨著一個巨大挑戰，那么金融監管就需要創新。

于學軍稱，目前金融監管部門面臨的問題主要不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宏觀層面的問題。既然如此，就不能著眼在微觀層面，而應當著眼于宏觀思維，就是要表現出一種整體的戰略性思維，而我們的監管部門往往他們專業性比較強，大部分的監管人員又是以專業性為己任、為榮耀，往往缺乏一個整體的宏觀思維，這就是一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