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王鳳英：“限行”、“限購”不治本 用法制和智能“治堵”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韓冰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韓冰 發自北京

針對目前中國城市普遍存在的“擁堵病”，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認為，一些城市紛紛推出的“限行”和“限購”政策限制的只是汽車保有量的增長幅度，沒有充分利用好現代智能化交通等高科技成果，并不能從根本上治理擁堵。

如何破解汽車社會前提下的城市交通綜合治理難題？王鳳英在今年的“兩會”議案中建議，建議站在國家法律、制度層面進行具有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并在符合法律框架的前提下，積極采取最新的信息技術、智能交通等科技手段，對城市發展規劃、道路路網建設、市政交通管理等進行系統性創新管理。

“限行”、“限購”難脫“懶政”之嫌

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新注冊汽車2188萬輛，保有量凈增1707萬輛，兩項指標均達歷史最高水平。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機動車保有量達2.64億輛，其中汽車1.54億輛。

與此同時，有限的城市道路通行能力與不斷增長的城市交通流量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為了緩解交通擁堵，一些城市紛紛推出不同程度的汽車限行和限購政策。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目前已有上海、北京、廣州、杭州、貴陽、天津、深圳等城市先后出臺不同程度的限行和限購政策，其他大中城市推行汽車限購現行政策的預期也在不斷升溫。

王鳳英認為，對于城市交通擁堵治理，汽車限購政策，具有簡單、便利、易操作、見效快等特點，因此被一些交通壓力較大的城市所效仿。然而，汽車限行和限購政策對“治堵”在短期效應結束后，其持續治理效果并不樂觀，所謂“治標不治本”，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其科學性與合法性也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議和質疑，尤其是引發公眾對政府“懶政”的質疑。

“汽車限購限行政策的出臺似乎缺少必要的法律程序約束，地方行政權力的發揮空間比較大，對于什么情況下可以限購、什么情況下需要限行，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更為合理有效，地方相關政策制定的依據是否科學合理，似乎缺乏足夠的公開論證。”王鳳英指出，當前我國城市交通擁堵問題，主要是由于城市布局不均衡、中心區功能嚴重集聚造成的，人口和工商業活動大都高度集中在狹小的市中心區內，郊區和周圍衛星城鎮的發展則相對滯后，由此導致中心區與邊緣區在人口和產業活動密度上嚴重失衡，中心區的人口和工商業活動過度擁擠，而邊緣區的發展受到抑制。

此外，很多城市的城市建設規劃和道路交通規劃缺乏前瞻性與科學性。很多地方的發展過度依賴于房地產業的發展，導致形成道路交通規劃被動地適應城市商業功能開發和房地產業的發展，造成不合理的路網分割，最終影響整個城市的運營效率。

建議：用法制和智能解決擁堵

基于上述原因，王鳳英建議站在國家法律、制度層面進行具有前瞻性的頂層設計，保障各項交通治理政策措施的推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并在符合法律框架的前提下，積極采用最新的信息技術、智能交通等科技手段，對城市發展規劃、道路路網建設、市政交通管理等進行系統性創新管理。

舉例來說，地方政府出臺汽車限購限行等相關政策必須符合法律設定的科學的技術參數標準，并嚴格設定政府推出限購、限行措施的具體條件、可采取的政策措施也要更系統，避免一刀切導致的有失社會公平問題。

同時，建立真正的公眾參與機制，監督政府依法行使相關權力。除了所依據的空氣質量數據、機動車污染的危害程度等技術指標信息要公開，還應定期公開限購、限行政策實施后的效果評估數據等，以便公眾監督相關措施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道路交通規劃是主規劃，房地產規劃是次規劃，房地產建設規劃以必須以道路交通規劃為'本底', 即住房是逐步地填在已經規劃好的路網結構中。”王鳳英提出，應該加強城市交通規劃立法，建立科學合理的路網結構；加強城市交通綜合治理的決策協同和保障機制；創新交通管理組織模式，成立組織多部門協同運作的交通綜合管理辦公室，建立多部門聯手整治交通秩序的長效機制。

此外，王鳳英還建議，加大對智能化交通的研發投入和廣泛應用，加快各地智能交通管理系統的建設，充分利用智能交通系統，實現道路資源的高效利用。

“歐美有關發達國家的研究表明，采用以信息技術和智能交通技術為基礎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可使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提高一倍以上，對解決城市擁堵具有十分重要的實用意義。”王鳳英在今年的“兩會”議案中提出，通過智能交通系統的建設，包括但不限于智能交通信號控制系統，交通流信息采集處理/分析、發布系統，公交智能調度系統，停車誘導系統，出租車智能指揮調度系統，綜合信息平臺等，從實現擁堵路況實時提示等簡單服務開始，進行城市交通資源的合理調配，有效緩解交通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