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前瞻：城市發展到"變軌"時

7年來，中國的城市發展猶如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現在到了向“更有質量”變軌時。

在高規格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即將召開之際，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未來中國城市工作定下基調：順應城市發展規律、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增強城市宜居性、改革完善城市規劃、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綱舉目張。一張未來城市發展的藍圖已擺在面前，城市工作會議如何施工引發社會的熱議。

闊別37年：城市工作到拐點

上一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還要追溯到37年前的1978年，這次會后，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加強城市建設工作的意見》，基本厘定了此后約30年時間中城市建設和發展工作的基本思路，中國城市建設自此迎來了一輪大發展。

“中國城市工作會議的密度特別低。30多年前是改革開放的開始，也是中國城市建設的一個新的開端。3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城市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對上證報記者說，中國城市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拐點”。在這個時點，召開中國城市工作會議，是中國城市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志。

據統計，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接近５５％，相比改革開放之初不足２０％的城鎮化率，有了巨大進步。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率在３０％到７０％之間是城市快速發展階段。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２０１４－２０２０）》預測，２０２０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６０％左右，意味著更多農村人口會進入城市。未來的城市工作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無疑更加重要。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認為，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從“農村社會”邁入“城市社會”，勢必帶來城市管理模式、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形態的根本變化，城市發展理念、規劃和管理體制亟須改革完善。

“當前，各方的訴求越來越多，城市間的差異性也越來越大，各種矛盾也越來越復雜交織。可以說，當前中國城市是各種問題和矛盾交匯的中心，此時召開中國城市工作會議，厘清工作思路，恰逢其時。”

牛鳳瑞說，“以穩增長為例，當前穩增長的主體是城市，同樣，城市亦是當前轉方式和惠民生的主體。以資源環境與發展的矛盾問題為例，就集中于城市之中。”

對此，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玨林也向記者表示，現階段有必要對中國城市建設的方方面面進行梳理，以求為城市新的發展階段明確方向。

城市發展：差別化施政

據了解，包括城市規劃、住房政策、城市人口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公共事務管理等在內的若干重大問題，都有可能在這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確定基本的政策取向。

“差別化將是未來的城市施政的主題詞之一。”專家學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眾口一詞。

早在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制定實施城市群規劃，有序推進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同城化。完善設市標準，實行特大鎮擴權增能試點，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提升地級市、縣城和中心鎮產業和人口承載能力，方便農民就近城鎮化。

11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增強城市宜居性，引導調控城市規模。

14日剛剛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要堅持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同時要更加重視做好城市工作。

“這些是城市工作的大政方針，接下來要有一系列實際操作問題進行討論。”牛鳳瑞對記者說，由于目前中國各個城市的發展水平千差萬別，所以城市工作也會在中央大政方針的指引下，提出各自更為具體的有差別性的操作方案。

牛鳳瑞說，中國的大城市也各有不同，為此對城市的規模效益和運行成本的平衡，需要仔細地研究討論。一方面要解決已經有的“大城市病”，疏解中心城市人口，另一方面，我們更要以史為鑒，權衡利弊，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盡量避免大城市病的重演。

事實上，這一理念在去年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就已明確。

該規劃提出要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規劃要求，以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等為前置條件，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城區人口50萬至100萬的城市落戶限制，合理放開城區人口100萬至300萬的大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城區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而在今年9月份，國家發改委還專門在“全國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工作會”上，探討如何“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格局”，要求“把中小城市作為優化城鎮規模結構的主攻方向”等問題。

房地產：政策圍繞新市民

“城鎮化的短板主要體現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高。”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日前說，全國城鎮現有7.5億常住人口中，有2.5億左右的人沒能在城鎮落戶，沒能享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沒有相應的市民權利。

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未來加快城鎮化進程的必由之路。

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化解房地產庫存，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推進以滿足新市民為出發點的住房制度改革，擴大有效需求，穩定房地產市場”。

這給各方把握房地產政策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王玨林說，房地產問題固然重要，但并非城市工作的全部。而當前房地產去庫存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不能寄希望于一兩項政策就可以化解的，而需要統籌安排，差別化施政。

中房數據研究院院長陳晟也向上證報記者表示，房地產要成為穩定中國經濟的主角之一，既要有去庫存的一系列政策儲備，包括保障房貨幣化占有率、非限購城市政策自調整、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公積金使用效率等，但又不能把房地產當做托底中國經濟的唯一“稻草”，給予過度的政策預期。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表示，要在增加農民進城落戶就業渠道，引導勞動密集型產業、公共資源向中小城市聚集，完善中小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合村并城等方面加快探索，做好四個方面創新，即創新吸引農民進城的鼓勵性政策；創新新型城鎮化的融資機制；創新土地管理體制；創新適合中小城市發展的信用體制等。

城市管理：呼喚“質量時代”

目前從各方透露出的信息顯示，通過供給側改革，借助“互聯網+”、“大數據”打造現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增加城市居民的便利性和幸福感，減少城市居民的各種成本支出，也擺在面前各個城市管理者前的一道新的考題。

“科學技術的進步是發展的源動力，新時期的城市工作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利用科技的力量推動中國城市發展‘質量’提升。”牛鳳瑞說。

對此，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院長助理王琛甚至于提出了自己對于“健康城市”的期待。顯然，對于城市工作來說，這是一個較新的話題。

“如果反向思維，為什么會出現‘大城市病’，我們就會發現北上廣深等大城市有其自身的競爭優勢，包括就業機會多、管理水平和效率高，公共服務水平質量也高等原因綜合作用導致人流聚集。” 王琛說。

牛鳳瑞向記者分析，戶籍制度改革吸引農民進城，提高城鎮化率，其實質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這恰恰是城市工作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各個城市共同面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既需要政府轉變觀念，還涉及財力、區域協調等等問題。但其中有一條可以肯定的是，通過借助“互聯網+”、“大數據”打造現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增加城市居民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壓縮權力尋租空間，減少城市居民的各種成本支出。

面對時代的呼喚，一些部委已經有所行動；一些嗅覺敏銳、先知先覺的企業也在早早布局。

今年6月份，交通運輸部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應用示范工程建設有關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大力推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城市公共交通運營、服務、管理方面的深度應用，努力打造綜合、高效、準確、可靠的城市公共交通信息服務體系，全面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水平。

“智慧城市是什么情況下產生的？”面對記者，易華錄副總裁、董秘閆肅首先拋出一個問題。

答案則并不復雜：智慧城市是信息化達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他認為，

建立在政府信息化平臺與大數據支撐系統等基礎設施之上的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信息化應用，可以稱之為智慧城市。

“一個城市應該是一個宜居之城。”不久將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或在規模、布局、基礎設施上合理引導。

編輯：李怡 審核：趙慶 終審：涂勁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