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巷財經】關于西安當前發展的若干問題……|窺鏡專欄

就是一場無人機秀，秀得好了就好了，秀得掉鏈子也就掉了，對秀本身何必要較真呢？

需要較真的是城墻管委會“李代桃僵”的做法，用了彩排照片還不加說明。

但是，將這場失誤的無人機秀上升到城市浮躁問題，再延伸到教育、房價、戶籍新政方面的時候，則過于情緒化和缺乏常識了。

特別陜西某百年大報“反思西安戶籍人才新政”系列報道，其立意和格局委實不敢恭維。

鑒于此，有必要對西安當前城市發展的若干問題進行梳理，包括人口涌入、城市公共配套、房價和城市營銷四個方面。

重在澄清謬誤，回歸常識。

關于人口涌入的問題

無論是中南海要求的對標成都，還是陜西全省的追趕超越，繞不過去的是“人口問題”。平心而論，西安城市人口還真不是多的問題，而是太少的問題。

看了陜西某百年大報數篇“反思西安戶籍人才新政”文章，梳理了它的幾個觀點：

A、教育方面帶來的新高考移民難題，涌進來的落戶生源愈多，勢必造成本土錄取率下降，考生學習壓力增大，令人非常擔憂；

B、戶籍新政放開后，老人隨子女遷入西安，養老方面的矛盾會更加突出。

C、人口涌入之后的醫療問題，看病難的問題，應該要怎么解決？

D、包括后續交通、電力、用氣等等，都是很大的問題。

對上述報道，其在經濟常識、城市發展方面的認知過于狹隘。

當然，從一定層度而言，這種認知也代表了地方“保守勢力”的聲音。

居住、就業、公共服務的空間失衡問題，亦即所謂的“城市病”。

簡單地將“城市病”與城市人口規模關聯，并且得出應該控制城市人口的論述，在西安官場也不乏認同者。

前任西安某主要領導曾有過關于戶籍的論述，其認為西安不能放開城市戶籍，人口大量涌進來之后，對教育、醫療方面的配套服務應該怎么辦，西安有這個財力去解決這些問題嗎？

“城市病”的感受是直觀的，很容易形成人口涌入導致“城市病”的印象。然而，城市擴張帶來的好處卻因看不見摸不著，往往容易被人們所忽略。

關于城市擴張帶來的規模效應，上海交大的陸銘教授寫過一本《大國大城》，其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建議諸位有必要看一下，特別是西安的領導干部。

陸銘在書中提到：他有個臺灣朋友的姐姐原來在臺北學中醫做針灸，后來到上海學習，學完以后就不走了。臺灣朋友就問他姐，你為什不回臺北？她說，我在臺北一天扎30個，我在上海一天扎300個。

上海的人口大約是臺北的10倍左右，診所的業務量也是10:1。規模經濟的好處自然開始顯現，客戶增多之后，整體收入增加，分享了診所的固定投入，診所的利潤回報自然是上升趨勢的。

事實上，我們在西安的人口問題上，不需要去討論搶人的對錯與否，而是用什么樣的方式，營造什么樣的軟硬環境，來吸引不同階層的人士留在西安生活、消費、工作的問題。

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擴張，會有“城市病”的問題，然而“城市病”主要不是擴張本身帶來的，而是取決于城市的技術和管理。

城市公共配套的問題

交通、醫療、教育等系列問題，是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要面臨的狀況？

事實上，上述情形是否出現，嚴重程度，與城市管理者的視野、思維、格局、認知有很大關系。

客觀的說，早些年的西安，一直采取的是“鴕鳥政策”。然而，即便戶籍沒有放開，人口沒有大量涌入，在城市公共配套服務方面依然有著很多欠賬。

對城市管理者而言，面臨“城市病”的問題時，是應該去治病呢，還是通過減少人口讓“城市病”不要出現呢？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而言，早期確實也利用政策手段對戶籍人口進行過調控。

這種調控主要是一線城市的規模效應凸顯，對人口的吸引力過強，在一定范圍內作出控制。對于西安這類二線城市而言，可以對標它的城市管理、公共配套、營商環境這些指標，在關于人口政策方面應該持開放心態。

如果你相信全球城市發展經驗，那么，城市有病，政府去治病就行了：交通擁擠，你就去發展地鐵；環境污染，你就去改變產業結構；犯罪率提高，你就促進社會和諧。

不能說城市有病，就把城市人口規模管住。因為當你這樣去做的時候，你就相當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為這樣會使城市沒有了經濟增長，因此也沒有競爭力了。（摘錄自《大國大城》）

我個人很認同陸銘的說法，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人口是城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元素，亦是城市規模效應能夠發揮出來的根基。若是丟掉這個根基去談論西安的經濟增長，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我們在城市建設的時候，一直都存在誤區，總把“城市病”理解成人多造成。事實上，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短缺是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是可以通過技術與管理加以改善的。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共服務搞的不好，企業和人必然會出現流失的情形，這就意味著把錢、事業和潛在的稅源全部帶走。

從一定程度而言，在提高地方政府供應公共服務的數量和效率方面，勞動力“用腳投票”的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夠對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制約機制。

回想一下，撿煙頭、廁所革命、行政效能、營商環境、綠化提升、夜景工程這些舉措，都是從城市公共服務產品的角度出發，其目的在于增強城市吸引力，讓企業和人能夠留下來，意味著城市的稅源也就留下來了。

這也是為什么我覺得像逾千萬的無人機表演，對西安而言，并非是不能花的錢。

房價和預期的問題

1999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西安發出了西部大開發動員令。

彼時的西安，與成都經濟總量還沒有那么大的差距。

然而，將近二十載光陰之后，成都的經濟總量已經是西安的一倍多。

此等差距，實在讓人汗顏不已……

可以說，西部大開發的這近二十年，真正取得跨越式發展的還是成都和重慶這兩座城市。

站在“一帶一路”和“國家中心城市”的重大歷史機遇期面前，西安還要再錯過嗎？

當前中國城市的發展，脫離不了的幾個成長邏輯：

城市的預期提升——土地價格提升——房價必然上漲——城市的吸引力增強——企業和人流的涌入——城市經濟活力凸顯——重點優勢產業形成——稅源增加后財政收入增加——用于公共服務、民生、產業培育增加——城市的規模效應開始反哺……

上述情形，對西安而言，也不例外。

也會有原住民懷念西安的低房價時代，“彼時的房價很低、消費也很低（涼皮才1.5一份）、工資的收入自然也不高。”事實也確實如此，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城市沒有活力，GDP的表現一直不佳，與成都經濟總量相差不大的西安，被甩出了一倍的差距。

這種小富即安，管你海鮮鮑魚，我只吃泡饃、涼皮的情緒，在網絡上也有很好體現。

不得不承認的是，過去這一年多時間，西安城市價值和未來預期逐漸被放大。然而，沒有哪座能看到未來的城市，其房價還停留在過去的時代。

當然，作為政府的房屋主管部門而言，西安市房管局是需要被批評的。

直觀而言，西安市房管局的工作還停留在被動推進階段，有批示、有指示的時候才會有動作，缺乏前瞻格局和補位意識。

譬如，針對網絡熱議的問題——西安買房的事情，如何照顧剛需家庭和大學畢業生？

比較近的城市，成都推行的剛需家庭優先搖號排序選購商品房，武漢亦有大學生八折購房、租賃房屋的政策。作為主管部門的房管局，除了完成常規工作之外，是否有過與西安當前大環境相配套的思考或者說建議出來呢？

當前的西安，一方面城市的價值預期要被拉升。

同時，針對剛需家庭和大學生群體，要讓其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溫度，在購房政策方面要細化甄別，對投資型需求和剛性需求要區別開來，“一鍋燴”式政策推行容易導致負面情緒的傳導。

西安城市營銷的問題

與外地人士聊天，常會問及西安印象？回答最多的是古都、歷史、文化。

這些詞匯過于厚重，反而讓城市形象變得陳舊起來，遠不如成都（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那般清新明快，充滿了煙火氣，還撩撥人心……

一直認為，對西安的城市營銷而言，更應該側重于城市活力的表現。

平心而論，大雁塔廣場、大唐芙蓉園、南湖公園、曲江不夜城、南門整體改造系列項目的先后出爐，很大層度上提升了西安城市會客廳的整體氣場。

當然，光硬環境還不夠，更需要軟手段。

緣此，才有“西安年·最中國”、“春滿中國·醉西安”、“城墻無人機秀”的城市營銷活動。

近期，輿論質疑的焦點也在這場無人機秀上——是否花費太多，是否值得？

在城市營銷花費方面，只要投入有產出，能夠帶動“吃穿住行游購娛”領域消費增長，同時，花錢也履行了正常程序，再討論值不值當的問題，純粹就是庸人自擾。

官方數據顯示，西安在五一期間，共接待游客1014.56萬人次，同比增長69.05%，旅游業總收入45.05億，同比增長139.12%。與對標的成都相比，成都共接待游客983.8萬人次，實現的旅游總收入達134億。

游客接待數量相差不大，然而旅游總收入卻相差3倍，這是什么樣的差距呢？排除統計口徑方面的差異，一定程度上來說，西安在城市營銷、旅游消費培育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譬如五星級酒店數量、景區消費設計……

也可以說，西安在城市營銷和城市形象、城市產業導入方面還需要追趕超越，全球500強入駐的數量與城市旅游消費之間一定是正相關的，入駐企業質量愈高，隨之而來的企業職員的消費能力愈強。

故而，無論是城市營銷的問題，還是消費領域的升級問題，對西安而言，都是迫在眉睫，要迅速提升的環節。

說白了，這不是一個討論值不值得做的問題，而是一個怎么做和如何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