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億美元“大單”！從沿海到內陸，外資目光為何瞄準成都？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攝

在對外開放、特別是外商合作上，成都又邁出了一大步。

今日（4月12日），成都舉行2019年外資項目集中簽約儀式?！睹咳战洕侣劇酚浾咴诂F場獲悉，本次集中簽約項目共22個，總金額33.9億美元。按產業類別分，先進制造業項目9個，協議金額17.74億美元，主要涉及電子信息、航天航空、汽車制造、裝備制造等產業；現代服務業項目13個，協議金額16.16億元，主要涉及現代金融、現代物流、總部經濟、文化創意、養老服務等產業。

記者注意到，此次簽約的項目中，有不少是直接將中國總部設在成都，如Happyeasygo Group中國總部項目、德國IB中國總部項目、北森云計算股份有限公司全國總部項目、香港普基發展公司投資全國總部項目等，有的是將某個業務部門的中國中心設在成都，如德國寶馬集團出行服務總部項目、興科蓉控股公司全國總部結算中心暨進出口生物醫藥供應鏈服務中心項目、Aerospool飛機制造公司通用飛機制造研發生產基地項目等。

資本的嗅覺是最敏銳的。外商的選擇印證了此前的一個說法：越來越多的內陸城市開始承擔起開放門戶和窗口的職能，無論是領事機構數量、國際（地區）航線數量，還是世界500強落戶數量均在中西部城市中領頭的成都，似乎更能吸引外商的投資熱情。

從沿海到內陸，外資企業的目光究竟為何轉向？

總部扎堆

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開放資源西進的一個基礎是，內陸已具備了原來沿海地區才有的產業基礎，而沿海不斷走高的生產成本使其不得不向內陸擴散。

在活動現場，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指出，越來越多的企業向西部城市遷移，從勞動力的角度來看，是因為沿海城市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而內陸城市勞動力密集，成為企業移動的動力源之一。

但以此邏輯，中西部城市應存在一種企業的分化，即技術、資金密集型企業繼續留在沿海，而勞動密集型企業走向內陸。但事實上，更多企業的商務與科研中心開始在內陸生根發芽。以更客觀的外商表現為例，在今天的簽約儀式上，不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企業選擇將總部放在成都，而在沿海城市設立了分公司。

為何一直對總部“情有獨鐘”的成都，開始迎來總部的“收割期”？

被稱作印度的“攜程網”，來自新加坡的Happyeasygo將中國總部項目落戶成都，以統籌包括在上海、香港的中國業務。作為創始人、CEO Boris Zha對這一決定顯得十分滿意。他反復提及成都的辦事效率以及服務態度，“成都的營商環境十分好，對企業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讓我們可以有效進行商業探索。”他希望在此探索發展電商的可能性，將企業打造成“第二個阿里巴巴”。

營商環境也是眾多企業共同提及的“成都優勢”。正如成都市投促局相關負責人所說，下一步，成都將繼續抓好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年的機遇期，推動對內外資企業的招引力度。

但除此之外，在吸引外企上，成都還有更多“牌”可以打。Boris Zha特別提到，企業落戶成都后，能夠綜合運用當地資源。這些資源包括當地趨于成熟的電商企業生態圈、優越的物流條件等。

在更新的船業領域，成都也開始呈現出新的優勢。總部在法蘭克福的德國青年、社會和教育國際聯盟也將中國總部放在成都。據其中國總經理趙蕾介紹，作為德國最大的職業教育機構之一，IB曾在珠三角、長三角和成渝地區進行選擇，而在調研三個地區的市場環境、發展前景后，最終選擇成都。

而法國國家鐵路總公司旗下AREP設計集團成都公司總經理設計總監歐瑞則提到了新理念在成都落地的有效性。“我們進行的TOD規劃設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難進行，而在成都則有更大的空間。”他說，“在這個方面，我認為成都的發展前景更好。”

環境打造

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

硬條件的提升是一個方面，對于內陸城市而言，要在吸引外資、擴大對外合作上實現進一步超越，將取決于軟環境的打造。

前不久，記者參加了由中國法國工商會成都分會組織的一場“稅收與財富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不少外資企業均表達出在中國繳稅時的一些疑惑，比如，在進行一些經營活動時，無法正常索要發票，而需要用一種在其他地方補票的替代方案，這為其正常經營活動帶來了諸多不便。

St. Jame’s Place財富管理公司合伙人Côme Doleac告訴記者，可能對于國內的公司來說并不算大事，但這種稅收便利性的問題卻可能會改變外商對落戶的選擇。

白明指出，“外商企業、特別是世界500強公司眼睛‘很毒’，中國城市在資源、市場和基建等領域已經具備了初步的優勢，進一步吸引其的關鍵就在于軟環境的提升。”

在當天活動上，前不久在全國人大剛通過的《外商投資法》受到大量關注。在白明看來，特別是其中規定的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將為更多外商進入中國市場提供法律和制度的支撐。往大了說，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更多外商可能會借此利好條件投入中國市場的懷抱。

而更受關注的是，隨著來自國家層面的利好政策落地，這些位于內陸地區的開放的“后進者”將會如何顯現出其后發優勢。

白明指出，《外商投資法》落地到地方層面的過程中，各地是有可能根據特色進行略微調整的。比如，他建議，對于成都而言，可以針對擴大“一帶一路”合作、推動高科技領域外商合作來發力。而結合成都自身在勞動力、科技環境等方面的優勢，成都下一步可以吸引更多“綜合密集型”外資企業落地，這種企業將不存在某一方面的明顯弱項，但可能是行業的“隱形冠軍”，他們將能夠推動成都在對外合作上踏入更高能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