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我國已奠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性基礎，建議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行動

每經記者 李可愚    每經編輯 陳旭    

2022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性的年份：此前，我國已經歷史性地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正朝著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既定目標邁進。

與此同時，我國也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如何在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和實現路徑？中國邁向中等發達國家之路應該如何實現？如何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

全國兩會期間，《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帶著上述問題，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進行了專訪。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 受訪者供圖

不唯GDP不是不要GDP 而是需要高質量的GDP

NBD：在您看來，未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應當如何推進？有哪些關鍵指標需要實現？

張占斌：歷經百年探索，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有意義的現代化發展之路。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獨特屬性，同時也遵循著人類現代化的普遍規律，體現了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和標準。

這種一般性主要體現為現代工業、農業、服務業、科學技術、教育、城市化和人均國民收入等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也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要符合世界通行的現代化一般標準，具有與世界現代化國家一樣可衡量、可比較的一般指標。

從中央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安排看，有數量、排名和質量三個方面的標準的要求。

一是數量標準。在國際上衡量國家發展水平的數量標準，通常都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指標，如2021年世界銀行公布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為人均國民收入12695美元。在我國，由于人均國民收入和人均GDP基本相當，因而通常用人均GDP用作判斷標準。

二是排名標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按照目前的情況測算，到那時，我國人均GDP大概在3萬美元左右。

三是質量標準。作為現代化國家，不僅要成為世界經濟大國，還要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我國的現代化更加注重質量標準，體現在我國確定的2035年發展目標中，只有人均GDP這一個數量化指標，這表明現代化的關鍵不是數量而是質量，追求的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要真正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保持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至關重要。要破除一種誤解，就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速度就得降下來、就得慢一些，這種觀點也是片面的。

如果我們真正在新發展階段貫徹好新發展理念，實現了科技創新并推動產業創新，我們就有可能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保持較好的發展速度。也就是說，不唯GDP，不是不要GDP，而是需要高質量的GDP。

NBD：2021年，我國人均GDP歷史性地突破1.25萬美元大關，接下來我們要如何繼續發力，確保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張占斌：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GDP在2021年首次突破110萬億元，人均GDP超8萬元人民幣，換算成美元約1.2551萬，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人均GDP首次突破1.25萬美元大關，意味著我國正處于從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期，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需要各方未雨綢繆、積極應對。

當前，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就奠定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性基礎，打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通道。

進入21世紀，我國將“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舉措。應該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巨大挑戰，也是巨大機遇。如果我們按照目標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妥善處理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堅守底線，保持戰略定力，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創舉。

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爭取達到8億到9億人

NBD：我國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未來應該如何積極探索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張占斌：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在于：從內容而言，共同富裕包含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等內容；

從主體而言，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人人有份、共同享有；

從程度而言，共同富裕承認著合理的差異；

從性質而言，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公平正義；

從實現方式而言，共同富裕是依靠共同奮斗與制度安排，不能搞劫富濟貧；

從進程而言，共同富裕是在動態發展中分階段實現。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深刻把握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則，在于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堅持統籌效率與公平，堅持量力而行與盡力而為，堅持勤勞致富與創新致富，堅持循序漸進與先行示范。

目前，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不充分是基本國情，必須放膽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生產力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和基礎，共同富裕必須在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過程中逐步實現。

具體而言，必須以創新發展理念為指導，轉換發展動力，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培固經濟發展之源；

以協調發展理念為指導，促進區域城鄉間協調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補齊民生短板，守住民生底線；

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導，尊重并順應自然規律，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為滿足人民對美好環境的向往奠定牢固的根基；

以開放發展理念為指導，抓住發展機遇，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優化國內民生產品供給，借鑒國外利益分配經驗，為民生的持續改善提供有利的外部條件；

以共享發展理念為指導，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民生資源在各個階層間均衡配置。

同時，實現共同富裕也需要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包括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增強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加強再分配的調節性職能；更好發揮第三次分配功能，助力實現共同富裕；建立全覆蓋、更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等等。

構建共同富裕的政策體系，落實社會公平正義，暢通社會流動渠道也非常重要。具體來看，包括實施系統整體與經濟社會配套的公共政策支撐，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保障；完善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的就業政策；完善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的教育政策；完善有利于促進精神生活富裕的文化政策等等。

NBD：伴隨著推進共同富裕進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越發引人關注。我們應如何更好調節社會總體收入水平，助力形成“橄欖型”的收入結構？

張占斌：共同富裕的健康形態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而是要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這需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

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有4億人，大約占全國人口的30%，占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30%以上。我們要進一步增加這個群體的比重，建議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行動，到2035年，爭取讓中等收入群體達到8億到9億人。

如果能夠實現的話，這將強有力地支撐構建新發展格局，培育國內超大規模市場體系，穩住中國經濟的基本盤。

因此，我們要想方設法推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增長。要鼓勵企業家創新創業，鼓勵員工持股。需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爭取有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上升到中等收入群體。

盡管我國已經消滅了絕對貧困，但返貧的風險依然存在，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低收入群體自我發展的能力，加強對少數低收入群體的“兜底”。

與此同時，還要合理調節高收入，依法保護合法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回報社會，完善慈善公益事業各項制度。要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對于不合理收入要清理規范。

具體來看，在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增強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初次分配制度直接影響分配秩序和分配結果，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最為直接的重要影響。

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合理安排勞動、資本和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發揮財稅和金融資源的調配作用，穩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完善工資形成和增長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營造全社會崇尚勞動、勤勞致富的社會風尚。

三是通過改善創業環境、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出多樣化的理財工具等，拓展居民收入渠道，保護合法致富，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四是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要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要促進各類資本規范有序，引領數字經濟和科技平臺健康發展，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是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可研究實施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

居民辦理涉稅事項 圖片來源：新華社

而在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則要加強再分配的調節性職能。

一是完善稅收制度，包括完善稅種、合理確定各類稅種的稅基和稅率、完善收入和財產的個人申報制度和稅收監管制度、嚴格稅收執法等。

二是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提高均衡性轉移支付的規模和比重，構建以一般轉移支付為主、專項轉移支付為輔的模式。

三是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完善公共財政制度，把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突出重點并加強薄弱環節。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

四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要重點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兜底救助體系、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對城鄉保障項目、保障標準、保障資金和保障機構和法規建設進行全面而有效的整合。

五是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完善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和法規、有效的民間組織監管機制、慈善捐贈的稅收減免制度，積極發揮第三次分配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要為資本設計合理合法的活動邊界

NBD：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如何發揮第三次分配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張占斌：在勞動產品的分配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居民收入與財富差距過大，產生兩極分化現象。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會力量通過慈善捐贈、志愿服務等方式進行，是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

雖然第三次分配是自愿的，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起到補充作用，但必須重視其在實現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具體而言，要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慈善精神，發展互助共濟的慈善文化與環境；健全和完善慈善事業的法規和制度設計，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和個人積極參與慈善事業建設，特別是慈善醫院、學校和養老服務等建設事業。通過加大稅收優惠的政策支持力度，構建慈善發展平臺，加強慈善組織的監管。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第三次分配的過程中，不能夠搞“逼捐”或者“誘捐”，要充分尊重企業家、市場主體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和內心意愿。

NBD：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如何理解這一表述？您認為我們需要在哪些領域為資本設置“紅綠燈”？

張占斌：對市場經濟來說，資本是一個核心概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需要資本的配合和支撐，需要資本創造更多的生產力，創造更多的就業。

因此我們可以說，資本的力量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能夠提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能夠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發展動力。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作出了貢獻。

但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地分析，資本干好事情能夠移山填海，但干壞事情也能夠天崩地裂。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忽視資本的負面作用、消極作用。

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本性無可厚非，如果規制得好，資本能夠為社會和民眾貢獻力量，這也是我們把市場經濟引到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底氣所在。

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確的引導，一旦放任資本無序擴張，走過了頭，很容易造成過度壟斷，導致市場失靈。

資本無序擴張和過度壟斷的危害表現在：一是從市場層面看，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就是資源配置效率。歷史的經驗和實踐的效果都表明，資本無序擴張和過度壟斷，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而有序競爭是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的有效辦法。

二是從消費層面看，獲得壟斷地位后的高價低質策略會損害消費者權益。一旦通過資本無序擴張獲得壟斷地位，高額利潤便成為壟斷的追求目標，會相應地采取壟斷高價策略，再加上缺乏有效競爭，壟斷地位獲得者沒有動力提升產品質量，有時甚至提供低品質的產品，高價低質策略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

三是從經濟安全層面看，壟斷形成的“大而不能倒”影響監管政策。壟斷意味著自身規模很大，控制的市場份額很大，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也很大，如果壟斷出現問題，很容易形成“大而不能倒”的局面。

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監管，有利于控制甚至消除資本的消極作用，為此我們要研究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為資本設計合理合法的活動邊界。

應當說，規范是為了更好的發展，為了更大程度的發展。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

我們要用法律規章制度來保護、引導和管理資本，要明確各種“路牌”“指向”，為資本提供清晰的標識。要通過“綠燈”來發揮資本的功能，讓資本多做貢獻；通過設“黃燈”來發揮警醒作用；還需要設一些“紅燈”，來規范資本的運行和流動。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